把西安事变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艺术地反映在银幕上，不是轻而易举的。在反映现代史，特别是反映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创作领域，过去和现在都不是创作者可以自由驰骋的天地。导演成荫就说过：“创作这么重大政治性的反映历史事件的影片，创作者神经是很脆弱的。”按惯例，或按对一种创作方法的一种解释的要求，尽管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所显示的西安事变的主角，是众所周知的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爱国将军，但在反映此事变的作品中也还不一定占据主导地位而得到充分的合乎历史真实的描写。在处理这类和革命有关的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中，描写表现总是要“以我为主”。1977年出现的话剧《西安事变》，就是以塑造和歌颂周恩来总理为主的（这自然也可以理解：当时仍有“凡是”派统治文艺领域，天安门“四·五”事件还未平反，这是热爱周总理的表现）。但在这部影片中，却突破了已往的规格，而按历史本来面貌，以事变发动者张、杨二将军为主，着力描写了他们发动事变的来龙去脉。对中国共产党在事变中的作用的表现，也依据历史事实恰如其分，没有夸大，也没有缩小。对和事变有关的各方人物，特别是所谓反面人物的描写，没有故意美化或故意丑化。这样做，自然是艺术创作的正常要求，而在有特殊性的我们这里，在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创作中，也就很不简单（尽管创作这部影片的时候，已经开始了思想解放，创作的束缚有所松动）。其实反映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就是没有创作规律以外的障碍或戒律，如果不是流于表面的简单表现而要深入反映历史的底蕴，也是需要功力深厚的创作者克服许多困难，付出大量的心血。银幕上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和经过的艺术表现，浓缩了那个外敌入侵、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的年代种种复杂交错的矛盾，显示了广阔的时代背景和鲜明的时代特点，让人感受到不可遏止的民族解放的历史潮流的奔腾。张、杨和其他主要人物的思想行为都和这种矛盾关系，和这种时代历史潮流息息相关。蒋介石在外患日益紧迫的时候，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并利用反共消灭异己。处于反共前线的张学良和杨虎城，既不能战胜红军，又得不到蒋介石的信任，不甘就这样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同时他们又都有爱国之心。张学良还有执行蒋介石命令丢掉东北代蒋受过，背负不抵抗罪名之苦，和对日寇有杀父之仇。在举国日益高涨的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呼声中，他们认清了蒋介石政策的反动和清除异己用心的险恶，而先后和主张团结抗日的共产党联系，谋求出路。在蒋介石拥兵亲临西安时，他们先是进行苦谏，要蒋放弃反共一致对外；蒋不听，并以不剿共便调离他们的军队相迫。他们没有退路，于是举行兵谏，活捉了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抗日主张。事变震惊中外，国内外政治力量都有不同反响。国民党政府内各派系相互冲突。日本侵略者自然更是特别关注。亲日派以出兵救蒋为名，欲置蒋于死地，另组亲日内阁。而蒋虽被扣，却还自恃军队实力未受损失，还有兵权，故一直拒绝谈判。张、杨将领和西安各界人士对如何处置蒋介石，都有不同意见，或杀或放，一时难于决定。直到周恩来到西安，带来中共中央以抗战大局为重的和平解决方案，与各方进行了商谈，蒋介石慑于内外各种压力，不得不考虑自身处境，终于答应谈判，达成了协议。可见张、杨扣蒋实行兵谏，虽是他们个人行为，有偶然性，却也是内外各种矛盾在全民要求抗战救亡的历史潮流中激荡的结果，事出必然。而问题终于和平解决，也是大势所趋。西安事变顺乎民心，合乎潮流，是中国人民在此之前近百年来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继续，是这种斗争在民族存亡紧急关头促动历史发生转折的一种爆发。影片揭示的这种历史内容，是通过生动的人物形象和有纪实风格的情节体现出来的。西安事变的历史事实曲折复杂，要是从传奇性、戏剧性上大做文章，也会拍摄得惊险好看。而影片所呈现的，却让人感到有些散文意味的朴实和自然。创作者是在力求以历史的真实说服人、感染人。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兵围骊山活捉蒋介石，无论在历史事实或在作品中，这都是最核心的事件，是“重场戏”中的“重场戏”。但观众从银幕见到的，却没有特别的激烈和惊险，没有大肆渲染的矫作的人为的痕迹；而从抓蒋过程的骊山的军事行动、搜山、捉蒋和张、杨在指挥部的焦急等待及抓蒋之后南京亲日派居心叵测的调兵遣将、亲英美的宋氏兄妹的活动、何应钦和日本大使的接触、外国记者包围张群采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等一系列平行、交叉的画面中，看到复杂矛盾的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和广阔的时代背景，感受了历史的合乎逻辑的进程。这种真实反映了历史进程的情节，是和鲜明的人物形象紧密联系的。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以及其他一些人物的性格，都有个性特点而和事件、情节相统一。张学良和被红军俘获后放回的一个部下高福源会见，始而怒斥高被俘无脸回来，不由分说要从严惩办，继而表示念高有随他多年之情可以在处决后照顾家属，终因高诉说了红军的真实情况和联合抗日的真诚，既为东北三千万同胞也为他这个少帅本身设想的一片赤诚所感动——高说“生为东北军人，死为东北军鬼，可惜一腔热血未洒在松花江上”——而将高扶起，说“福源，你是好样的！”张学良的这些表现，既是有意要从高福源处了解中共中央对他的态度的一种试探，也可见他作为一个军人的特质，他的爱国热忱和刚毅、果断的个性，同时也可见他的身上，他的军队，他和部属之间的关系还有封建性。这样表现的少帅性格，让人感到合乎历史真实。张学良的这种性格贯串了整个事变的情节。也正由于这种带有封建性的敢作敢当的军人性格遇上了蒋介石的阴险狡诈而酿成了送蒋回南京，被蒋长期幽禁的悲剧。杨虎城的性格和张学良正好形成对照。杨的冷静，谨慎，老谋深算，这在他和张学良相互试探的过程中得到充分的表现。他们都和共产党有秘密联系，都想走到一起联合共产党对付蒋介石，却又都讳莫如深，因为事关通共大事，环境严酷；而张出于本性，便是试探也总是主动，可杨仍滴水不漏。但在关键时刻，杨却毫不含糊当机立断。在张学良抄了省党部从秘密文件了解到他和杨都被戴了“红帽子”后和杨相见，想和杨一起联合共产党和蒋介石斗，而说话还在绕弯子时，杨却直接说出事已如此，“你我不能再捉迷藏了”，当即决定和张采取一致行动。杨是外表冷静，内里热忱；胸有城府，却是光明磊落。事变后他去看蒋，对蒋坦率说出事变发生前，他是“和副司令商量过的”。而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想请委座改变国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还说了请共产党派代表来，是“委员长自己逼出来的”。他和张学良一样敢作敢当，只是各有不同的表现，而都合乎性格逻辑，合乎具体情境。蒋介石虽是天字第一号反面人物，却没有以往银幕出现的革命敌人那种简单的如同戏曲舞台人物抹了白粉的脸谱。他利用反共消灭异己，手段阴险，却是“名正言顺”。张学良抄了省党部，他自然愤恨，因两广事急，便表示“宽容”；而待风波平息，即调兵西北，威逼张、杨。游大雁塔显得轻松潇洒，有“领袖”风度还带些文士的雅气。借吟唐诗以论西安为兵家必争之地，似发思古之幽情，却暗藏了挑拨张、杨矛盾的用心。他被捉后自然心存恐惧，但也不是草包而仍有“委座”架子。最后达成了和平解决的协议，却未签字……这才是背叛了孙中山遗教与人民革命为敌数十年的一代枭雄复杂而又统一的性格的生动表现。也可见蒋的失败，并非由于他无能，而是由于反动本质迷了心窍，错看了形势，逆历史潮流而动。影片的这些人物性格是随着事变情节的发展自然表现出来，而事变情节的发展也是这些性格鲜明的人物彼此矛盾的行动的表现。反映重大历史事件而像《西安事变》这样达到历史真实性和艺术表现生动性相统一的影片，迄今为止也还是少见的。在如何反映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的电影创作方面，这部影片有典范性。这部影片也有遗憾：如周恩来及其他中共领袖人物的形象塑造还有不足；蒋介石被捉后中共中央原有不同看法，却未能揭示，回避了矛盾。……还有些陈规未能突破。或许再好的电影，也不能不是“遗憾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