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诗歌爱好者与“真正的”诗人之间的barrier几乎不可逾越。在诗歌是什么这个问题上，拉皮德大概甩出了安哲至少20个毕赣。诗歌不提供奇观，诗歌无法用于调情，诗歌不用一种主义抵抗另一种主义，至于救赎并不是为诗歌的消费者们准备的，诗人仅有的也是惟一应当有的privilege只有操贵球的大爷。操平庸之辈诗歌讨论班的大爷，操犹太民族主义的大爷。在说出“夏甲美丽之极”的那一刻，诗人已经打翻了整部旧约并将它烧成灰烬。但这仍然是一部关于extraordinary之人如何被冒犯、异化、剥削与消费的电影，即使是被异化为一个诗人。甚至因为成人与孩子力量的不对等他只能使自己暂时成为一个共谋，又或许那些被许诺过的世俗意义上的privilege并非不令人受诱，即使是身为一个诗人。然而诗的消费者并不知道的是，即使占有诗人也无法使诗歌被占有，而那些被投射给文学的包法利夫人的幻想也可被投射给任何其它的事物，然而她那么可怜，很难说她（作为女性，黑皮肤的犹太人，某人的妻子和某人的母亲）所受到的系统性的恶意与诗人作为诗人所受到的恶意相比哪一种更为致命，或许正是因此诗人与她可以暂时有限度地成为共谋，很难说他们谁更为有力量或更为可怜，但这一部电影在所有关于extraordinary之人的作品中非常特殊的地方是，五岁的诗人不需要，也最终没有为剥削与冒犯他的一切献祭。我要再想一想为什么那些诗人受到幼儿园教师harrassment的镜头没有让观众感觉到同等的冒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