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连庆小时候看过理查德·哈里斯和索菲亚·罗兰主演的《卡桑德拉大桥》，里面有个犹太老头，人很善良，也很精明，随时随地兜售他的生意。当索菲·亚罗兰差点赶不上火车时，他把她拉上车，说她之所以误点只怪她的小手上缺一块表；当火车无法按照行程到达巴黎时，他对乘客们说：“既然我们到不了巴黎，我这里倒是有块法国手表。”这大概就是犹太人在西方公众眼中的形象：精明、奸诈、狡猾、市侩。可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犹太人非常聪明，从马克思到爱因斯坦，从伍迪·艾伦到斯皮尔伯格，都是犹太人。基于宗教、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西方一直存在反犹传统，但只有在纳粹德国时期才有了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行为。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曾以纳粹德国的反犹主义为例来阐明意识形态是如何运作的。如果有人试图客观地看待犹太人，以此摆脱“反犹”的偏见，那么这个人依然是这种偏见的牺牲品，因为纳粹的反犹主义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它不是在意识的层面，而是在无意识的层面上决定了如何看待犹太人。例如一名反犹分子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犹太人跟其他人一样，不像宣传的那样是阴谋家和盘剥者，这时他就会想：“犹太人把自己的真实本性隐藏在日常生活的表象之下，这种阴险狡诈才是犹太人的本性！”只有在这时，纳粹的反犹主义才算“大功告成”。纳粹之所以痛恨犹太人，有人认为源于希特勒早年的经历，也有人认为是纳粹少数高层的偏见，但齐泽克认为，纳粹的反犹主义是把社会固有的对抗具体化了。任何一个社会的内部都存在矛盾，纳粹却把这种内部的矛盾置换成外部的对抗，把犹太人当作外来的入侵者，破坏了社会有机体的平衡。因此，为了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必须消灭犹太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纳粹的“革命”是虚假的“革命”，没有触动任何问题。这就类似于国内前几年流传的“河南人缺德”的说法，让国人对河南人普遍产生了抵触情绪。河南人可能确实存在欺骗、造假等行为，但这还不足以解释这种偏见为何流传如此之广，更恰当的解释是河南人成了“替罪羊”，用来掩盖整个中国的道德失衡。犹太人大屠杀“最后方案”的主要执行人阿道夫·艾希曼曾把犹太人比作人身上的寄生虫，必须消灭掉。1960年他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时，极力否认自己的罪行，认为自己只是在执行命令，目睹审判后的犹太裔美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由此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得出了“平庸之恶”的结论。 传记电影《艾希曼》以当年以色列审讯艾希曼的手写记录为基础，还原了艾希曼的真实面目。影片采用时空交叉的形式，一边表现的是以色列多方寻找证据证实艾希曼矢口否认的罪行，另一边表现的是艾希曼当年制定各种方案屠杀犹太人和从中攫取好处，谎言和事实形成了鲜明对比。当审讯官最终拿出确凿证据，质问他为什么屠杀犹太人时，绝望的艾希曼说：“因为他们是犹太人！”电影中有个艾希曼在办公室枪杀一名犹太婴儿的情节，枪响之后镜头切到他在接受审问，说了句“但是我没有……”。导演在这里玩了个花招，挑逗观众“淫荡的想象”：我们当然希望艾希曼说他没有枪杀那名婴儿，我们甚至希望艾希曼真的像阿伦特说的那样只是“平庸之恶”，可艾希曼说的却是“但是我没有找到灵魂的伴侣”。以色列精神病专家曾发现，艾希曼是“一个具有极其可怕而永不满足的杀人渴望的人”，“一个具有倒错的施虐人格的人”。艾希曼在为自己辩护时曾引用了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伦理学，认为自己只是在履行应有的职责。这也是康德的伦理学经常遭人诟病的地方，因为其基础是一种绝对的、无条件的命令，要求我们履行职责而没有涉及具体内容。但是从法国哲学家拉康的角度来看，康德的这一“缺陷”恰恰是个“优点”，为伦理主体的自主和自由留下了空间。这意味着我们有责任将抽象的道德律令转换成具体的义务，不能以履行职责的借口为自己的行为开脱责任。（发表于《中国科学报》2015年1月9日第11版）https://mp.weixin.qq.com/cgi-bin/home?t=home/index&lang=zh\_CN&token=547362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