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片创作于1959年，当时“三大改造”彻底完成后，在全国大搞运动的大背景下，本片应运而生。他以济公救张木匠、捉弄公子，使其豪宅大屋彻底崩塌为叙事线，暗含了当时全国一片欢欣雀跃的大环境，劳动人民终于在“济公”的帮助下从剥削阶级（公子）的手下逃了出来，重获了新生，而剥削阶级则在“济公”的戏耍下毁宅弃屋。这里的毁宅弃屋不仅是“地主老财”们被推翻，而且是压在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被搬离，“三大改造”的完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基础，还为人民提供了生产动力，但这样近乎于狂热的社会大环境也为接下来的“左”的错误埋下了伏笔。但当我们以当代视角来看待这部影片时，我们会发现这部电影与现代性价值间的冲突，公子以自身财产购买蛐蛐，张木匠因自己的好奇心放走了公子的蛐蛐理应受罚，但只因公子是剥削阶级而使得张木匠的行为存在了正确性。这一点在当时阶级斗争的语境下是正常的，但在当前的现代化、法制化语境下则有些不合理，因此这也是其时代性之所在。因此当我们考量这部电影的价值观时，应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而非我们当前的时代背景去思考其意识形态的正确性与否。最后再来分析其艺术层面的价值。本片在美术设计上彰显着中国透视的美学表现形式，并以“膏药贴”、“八字眉”和方巾丑等多种中国传统符号形象和戏剧造型刻画了那些好吃懒做、骄奢淫逸的剥削阶级的享乐，通过其娱乐方式——斗蛐蛐——引出本片的批判核心“在旧社会，人命还不如一只蝈蝈”，并通过对于张木匠张大的嘴的特写来加深观众的印象。而济公形象及其所唱歌谣，无疑也为后来的1985年版的《济公》通过了形象和塑造方式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