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三千岁

今天，我们一起聊一聊电影《中国机长》。

本以为我们的视角能从“空姐的诱惑”转向“机长的睿智”，结果，还是收获了腿白、腿细、腿长的错觉。

这一事件是有原型的，四川航空3U8633重庆飞往拉萨的航班在飞行途中挡风玻璃裂开，机长刘传健英明抉择，决定返航，将飞机上119名乘客安全带回地面的英雄故事。

事件人物原型刘传健机长很牛，是英雄，值得竖起大拇指，这是首先要强调的。

事故从发生到飞机降落一共34分钟，电影有111分钟。多出来的77分钟就是靠编，不是说电影不能编。

该部电影完全是瞎编、胡编。

一 无论怎样，飞机依然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之一。

从事故率比对就可知晓，恐飞的人多为心理障碍，飞机的安全指数要比火车、汽车高得多。

2018年5月14日，发生了四川航空事件。2019年10月1日，由此改编的电影《中国机长》全国公映。期间只隔了一年半的时间。

1999年我们拍了首部空中题材电影《紧急迫降》，由于飞机起落架故障导致迫降，也是真事。

电影《中国机长》由于前挡风玻璃的破裂导致返航，超重迫降，为什么会破裂，故障原因综合调查报告尚未出来。

没有故障的具体原因，也没有较为权威的专家分析，我们的电影竟然就开机了，然后就上映了。

很好奇，电影到底要拍什么。

空难题材电影，无论作为影迷，还是乘客，甚至是机组，最关心的还是事件起因。其它的，压根就不重要。不过还好，极端条件下，我们的机长还是将飞机开了回来，平安着陆。

实际上电影的呈现是由机长与空乘人员的打趣、生活日常、短暂且有限的事故表现、大篇幅的空姐安抚乘客，以及指挥中心、塔台、调度室、军方演习中心、飞行爱好者、拉萨贡嘎机场等视角组成。

电影的线或者视角多到爆，一抓一把的那种。

散点描绘，没有主次，机长本身很尴尬，署名《中国机长》的机长张涵予戏份很弱，相当一部分还是在地面与女儿过生日等桥段凑成的。

真正到了要处理危机、面对困境的核心环节时，机长竟然离奇的消失了。

这一部分不好表现不假，驾驶室的局限环境不假，这些不能成为不去表现的理由，处突这一部分才是电影最应该拍且是最大的卖点。

由于没有充分的文本支撑以及事故调查报告作为辅助，电影退而求其次，主打温情牌，重点放在了机舱内空乘人员与乘客地互动上面。中国草根影迷最吃的就是这一套。

为了所谓量化事件难度，凸显个人英雄主义，电影刻意强加了恶性气象条件：大团云层、冰雹。

这些在真实事件里是没有的情节，电影安排机长飞了一圈，神奇的从云层缝隙里穿过去了。

傻逼都知道云是移动的，移动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稀薄、飞行条件相对较好的线路。

机长在挡风玻璃破裂，零下四十度的条件下怎么判断出这条缝隙的，合理的气象依据是什么。编也好，多少铺垫一下来填补逻辑主体的缺失也行啊。

可惜了，电影准确地将核心环节、紧要环节巧妙避开了。

二

119名乘客是比较大的群体了，电影在登机前零星地铺垫再到机舱内地互动都比较尴尬。

比较亮眼的几个：藏族小男孩、退役军人、为难空姐的大款、失意女青年、婴儿、去西藏打工的夫妇等。

乘客代表们都有各自的故事，电影却没能满足我们对乘客构成的最大关注度，所有主要人物都没有立起来，没有魂魄，没有情感积累过程。

只是在那机械地尬聊，出了事机械地紧张、落了地机械地感恩。

傻逼空姐就在那里一味地秀职业操守、职业素养。工作归工作，你的工作特点就在于还有一些“私人空间”。

怎么讲。空姐既有职业性的一面也有作为独立个体的一面，二者并不冲突，端得太高，就没有真实性可言。

空姐在“闲暇”时间里的话题很尴尬，可否聊一些女同事之间可以聊的“正常话题”呢？登机前潦草地处突提醒以及重复服务规范看得人想吐。

最重要的环节，起飞前竟然没有给乘客示范安全常识和面临突发事件的自救知识。这就尴尬了，电影到底在拍什么。

袁泉才是整个电影的灵魂人物，因为机长缺失了嘛。无论是从戏份还是人物刻画方面，袁泉人物的饱满度远高于机长张涵予。

所以，我认为电影起名《中国机长》就错了，应该叫《空姐惊魂》或者《往上7700米有空姐》。

另外一部同题材电影《萨利机长》则完全从事故原因出发，抽丝剥茧，刻画了一位纠结、驾驶经验丰富的老机长。

萨利机长很大胆，完全弃《飞行手册》于不顾，出事后自主将飞机降落在了哈德逊河里。

事后担心由于自己真的操作失误，导致职业生涯断送，养老金没了。

这才是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该考虑的问题，哪怕他是机长。这样的人物刻画才立体、丰富、饱满。

不要把“我要把119名乘客安全带回去”这种给自己打“高光”的话挂在嘴边，太没劲儿了。

他妈的你也在飞机上呢，那句话换成“我得飞回去，女儿还等着我过生日呢”能死么？为什么不能这么说，我很想请教。

起飞前，机长问了句：“党员请举手”，实在不理解问这话的含义。这句话前后没有任何关联，在冷不丁的情况下被说出口。

说到这里，终于到了本篇的重点问题了。以下话题，才是我最想说的。

三

突然感到很悲哀，我们的电影似乎没什么可拍的了。

因为一件正常的事情都有它自身的“雷区”，为了能上映，你必须得把一件正常事拍得“不正常”才行。

长此以往，我们就不会思考问题，也不会拍“正常电影”了。这是我感到最难过的地方。

就拿《中国机长》来讲，整个一部歌颂、赞扬的笔调。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一件有可能付出119条性命代价的事故，我们要向谁问责？

有惊无险或者没有人员受伤不是理由，出了事故，就一定要有担责任的一方，而且还得有处理意见和相应的处理结果反馈。

机长没有责任么？事发到落地期间有34分钟，有没有可能压缩到半小时以内。因为故障飞机在天上多待一秒，危险绝对成倍骤增。

副驾驶虽说可以走出驾驶室，到客舱。因为此举，导致的被动局面该不该担责任或者被批判？

当然，最终事件调查报告还没有出来，或者出来了，我们看到的或者听到的未必是真的事件起因。 这里也没有质疑事件原型——机长刘传健的意思。机长头上的英雄光环可能还得戴几年，或者一直戴下去。

电影《萨利机长》的严谨态度以及专业视角令人敬佩，复原事故参数，不断利用模型进行反复论证。

图什么，图的就是类似事件不再发生第二次。

电影《中国机长》没有一丝一毫这方面的倾向，感情牌一打到底。最后机长走出舱门给乘客道歉，深深地鞠躬，90°。后续狗尾续貂，拍了机上乘客如愿到了拉萨。

我们一直处在事件外围，无法进入核心架构。从业者如此，观众被喂食已然成了惯性。彼此在秀下限，其乐无穷。

一个好故事、好题材却没能拍出人的味道。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不苛求有多少力量性、对抗性的视角（现在也没多少有勇气、有魄力的导演了），只求拍得“正常”。

现在看来，拍出“正常电影”都是一种奢望。其实，我们拍好电影的概率比空难概率还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