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根据文学名著改编的影片和根据昙花一现的流行小说改编的影片，存在着不同的评价原则。对前者，人们要追究对原作的忠实程度，而后者则作为独立的艺术作品，以其自身的得失论成败。《怒火之花》无疑属于前一类。

自从福特的影片问世以来，有过无数次进行对比评价的尝试。有人，例如莱斯特·阿斯海姆甚至把小说和影片中相应的情节在各自的篇幅中所占的百分比列成对照表，其结论是两者给予主要情节的百分比几乎相等，也就是说，影片是高度忠实于原作的叙事内容的。然而，从质的角度来考察，普遍的结论是影片保留了“对土地的眷恋”、“对人的尊严的重视”和“力求保持家族完整的要求”等主题，但几乎完全取消了对宗教的讽刺和否定、对企业主不法行为的揭露和对司法当局的指责。一句话，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被冲淡了。

《怒火之花》是斯坦倍克的成名作，发表于1939年，写的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农民失去土地后的悲惨遭遇。小说主人公乔德一家在大企业并吞了他们在俄克拉荷马州的家园后，长途跋涉前往加利福尼亚州另谋生路。残酷的现实粉碎了他们对那块“西部乐土”的梦想，地主、大企业、警察、包工头对他们的敲诈勒索和无情盘剥使他们经常处于绝望之中。生长出甘美葡萄的果园正在孕育出“愤怒的葡萄”（小说原名的英文直译）。小说虽然没有明确点出“结局只能是革命”，但全书字里行间处处暗示出这个结论。在小说的结尾，汤姆出走后的乔德一家离开了官方的收容所，命运越来越坏，最后萝莎珊小产了，死胎被放在苹果箱里抛到水中。这个震惊人心的结尾当时在美国评论界引起了几乎一致的否定反应。经济大萧条刚过去不久，罗斯福总统的新政策正在发生作用，经济正在变得强大起来，人们感到难以接受这种“消极”的结尾。尽管小说由于高度真实地描写了当时流民的生活，仍然受到了普遍的赞扬，并于1940年获得了普利策小说奖。

但是把这样一部尖锐指责美国上层阶级和治安当局的小说拍成电影则是另一回事。可以容忍写在纸上的批评而不能允许它再现在银幕上，这是电影的巨大影响力造成的世界性现象。当柴努克于1940年考虑拍摄《怒火之花》时，他充分了解这部作品在政治上会给他的公司带来什么麻烦。拍摄的过程充满了神秘气氛，由于担心俄克拉荷马州和得克萨斯州的商业机构会阻挠他们在州境内拍片，公司封锁了一切有关的消息，向外界宣称它正在拍摄一部名叫《66号公路》的影片。据说有大量不明内情的热心人深恐柴努克不敢开拍《怒火之花》，纷纷给他写信提出了批评。在柴努克方面，也正是由于害怕未来的影片受到权势集团的阻挠，所以竭力冲淡了小说的政治尖锐性，比如小说中对招工公司欺骗工人和盘剥工人的大量细节描写以及商人们对流民们采取的种种不法行为，都被删除了。影片里没有对警察的直接指责，凯西在谈到警察要来镇压罢工者时，加上了“不是那些正式的警察，而是些戴锡臂章的、他们叫做警卫队的人”之类的台词。影片对直接剥夺农民土地的大企业也采取含糊其辞的做法，只让人模糊地感觉到有什么“来自东部的命令”之类。

最关键性的改动则是结尾。影片没有按照小说后半部的事件发生顺序以破坏罢工的情节（汤姆挨打、凯西被杀、罢工工人被驱散）结束，而是用本应在此之前的在政府办的永久性营地的插曲作结，并且删去了萝莎珊小产的悲惨场面。在晴朗的凌晨，当汤姆的母亲登上卡车时，她信心十足地说：“我们是老百姓，我们是有出路的。”这一仿佛很简单的变动实际上有着改变全局的力量，正如阿斯海姆所指出的，从主题的角度来看，这个“积极的”结尾意味着行动并非必要，因为“人民无论如何总会取得胜利的”。“于是一本鼓吹行动的小说变成了一部安定人心的影片，它告诉人们保证问题可以得到预期的解决，并不需要行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斯坦倍克本人并没有对这一重大改动表示异议。编剧南纳利·约翰逊曾宣称，他得到了斯坦倍克本人的全权委托，允许他对小说按自己的理解任意改动，而乔德大妈那句充满信心的收场话在他看来是代表了原著的“真正的”精神的。导演约翰·福特则说得更透彻：“我根本没有读过那本小说。”

正因为影片在原作者同意下作了重大的质的改动，它公映后一方面获得了巨额的票房收入，同时也受到了评论界的热烈赞扬。美国《民族》杂志的一位记者报道说，《怒火之花》在纽约举行首映式时，出席者中尽是衣饰华丽、珠光宝气的各界名流。他们不正是影片所描写的派出拖拉机去铲平乔德家家园的地产公司和残酷剥削破产农民的大企业的代表吗？

但是，影片《怒火之花》在革命性上比小说后退了一大步，并不意味着它就乏善可陈了。实际上，与好莱坞其他社会性题材的影片相比，《怒火之花》毕竟仍是对美国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接触最深的一部。影片的严酷的写实主义风格（除了福特在拍摄西部片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起着无可置疑的作用外，格里格·托兰杰出的摄影是使影片的气氛和情调达到高度真实的主要因素），也给影片增添了巨大的说服力量。影片的开场场面：汤姆·乔德在荒凉的中西部平原上踽踽独行，灰暗的天空和被尘暴摧残得完全失去光泽的土地构成的图画效果，令人如临其境地感受到了当年这场生态的和历史的灾难。汤姆在被遗弃的宅园里巡视，镜头缓慢摇过幽暗光秃的地面和墙角，灰色的影调和肃穆积郁着愤怒的诉说，与一长列拖拉机阴森可怕地爬上地平线的闪回镜头相配合，造成了强烈的心理效果。66号公路上在明亮天空衬托下爬行的黑色卡车长流，拍得异常壮观，灯火点点的宿营地也充满了生气，这正是长征伊始人们对甘美的葡萄充满期望的时刻。在乔德一家离开中西部后，尽管接二连三的挫折在汤姆和成千上万的流民心头投下了阴影，天空永远是明朗鲜亮的。优越的自然条件不会受主人公灰暗心理的影响，但同时也代表了影片创作者对老百姓的前途的乐观看法。

在影片中，小说里约占三分之一篇幅的章与章之间的插叙和作者对大萧条景象的尖锐评论都被舍弃了。这里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艺术上的理由。福特给影片增添的则是卓越的视觉语言。卡车一辆接一辆地被叠印在画面上，无声地宣布了农民徙移的巨大规模。一连串的事件被简洁地用公路路碑的蒙太奇联结了起来。汤姆的母亲在收拾行装时，整个过程都是用无声的画面组成的。她在抽屉里仔细翻捡，找出一副耳环，把它戴在耳垂上，对着一面破碎的镜子力图找到早年轻春的欢乐，这时响起了《红河谷》的曲调。乔德一家在黑夜里穿过炎热可怖的沙漠时，我们只是透过卡车挡风玻璃看到汤姆、他的弟弟和爸爸的脸。类似这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场面在影片中难以历数，诚如布鲁斯东所说的，“如果说小说对道义的愤怒使人难忘，影片却由于它的美使人难忘”。

《怒火之花》的演员班子也是出色的。在配角中，约翰·卡拉丁（凯西）和约翰·奎伦（穆利）对角色的独特的情绪基调把握得十分准确。卡拉丁把一个不再相信上帝的力量的前牧师的愤世嫉俗的生活态度，通过灵巧而稍带滑稽的形体动作表达得恰到好处；奎伦的绝望情绪是如此强烈，他像一头困兽似的拿着枪要打死夺去他的土地的人，但是他在城市的迷宫里根本找不着罪恶的头绪，终于无力地倒下了。珍·达威尔因扮演乔德大妈而获得了最佳女配角金像奖，她在外形上显得太丰满，富贵气外露。福特原先属意于瘦削然而富于弹力的比拉·邦蒂。为了弥补达威尔的形体缺点，福特避免让达威尔有任何粗野的行为，而是成功地把观众的注意力吸引到她的意志和情感表现上来。扮演汤姆的亨利·方达当时虽已是一个名声不小的舞台演员，在电影界还属初露头角。汤姆是他在银幕上塑造的第一个成功角色。他在影片中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他仿佛具有强大穿透力的眼神。无论他站在画格的哪一处，人们总能感觉到他的深邃莫测、充满怀疑情绪的目光。汤姆不是一个有深刻思想的人，但意志坚强、桀骜不驯、富有正义感，尤其重视自己作为一个男子汉的尊严。他一点不懂政治（“赤党分子是怎么回事啊？”他问），不喜欢抽象的议论，而是崇尚实际，方达使观众永远记住了这个戴鸭舌帽的精壮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