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诞生于60年代的《碟中谍》已经在大银幕上结结实实地打到了第六集，客观地讲，《霹雳娇娃》远不是陈芝麻烂谷子的电视IP里最成功的一个，存在感也并不特别突出。

一方面，《霹雳娇娃》将女性主角引入了传统上为男性的侦探故事，与同年代的《神奇女侠》一样，成为了第二波美国女权运动的旗帜；但另一方面，动作/侦探类型依然是以男性观众为主要收看群体，富有魅力的女主们和花样翻新的变装元素，依然保持着具有时代特点的物化女性特征——夸张点说，这类电视的本质与三点式打拳击的foxy boxing其实无异。

就连21世纪初，由McG打造的两部《霹雳娇娃》，也没有脱离这一范畴。McG将富有个人风格的剪辑和运镜发挥得一塌糊涂，加上时兴的港式武打（袁祥仁任武术指导），充满性暗示的紧身皮衣，异域风情和邻家甜心一网打尽。然而，漫画式的夸张情节过于简单幼稚，角色性格单一缺乏深度，令其快餐属性暴露无遗，作为快速消费品的命运也在第二部之后迅速偃旗息鼓。

作为幕后操盘手的德鲁·巴里摩尔，早在2011年就想在小荧屏重启，但剧情之糟糕，动作之冗余，选角之失败，让这套重启剧连一季都没坚持下去。而现在，迎上了第四波女权运动风潮的“查理的天使们”，能够飞得起来吗？

具有新时代“多样化”特征的演员阵容，伊丽莎白·班克斯自编自导自演，试图让《霹雳娇娃2019》拥有更强的女性赋权属性。理想自然是很美好，但最终，毫无创新也缺乏实感的故事与人设，花架子也懒得摆的动作设计，让这一理想仅仅停留在了“看上去很美”和“想起来很美”的程度上。

究其根源，首当其冲的就应当是导演/编剧自己。尽管同样是女性编导，伊丽莎白·班克斯和她的小鸡电影，与硬核的凯瑟琳·毕格罗，甚至派蒂·杰金斯都相去甚远。她在《霹雳娇娃》乃至动作电影类型的认识上，也存在着令人震惊的脱节与错位。

这一点从影片开头莫名其妙的混剪可见一斑：且不说与影片的情节/场景完全无关，还有着一股廉价的MV范儿。而无处不在的，喊口号式的硬直台词钩直饵咸，时尚大片一样的服化道一尘不染，让电影在强烈的架空感中，走到了另一个毫无实感的极端。

而《霹雳娇娃2019》对女性角色充满臆想而又缺乏个性的塑造，更是当今好莱坞愤世嫉俗的不良风气的集中体现：女性完全可以毫不费力地轻取传统情况下的由男性主导的工作。但这种无比光鲜的“花样童话”，忽略的是“看上去毫不费力”背后的“必须非常努力”。

这样的“好莱坞新女权”，与上个世代《霹雳娇娃》的卡通化女性并无本质区别，而将这些纸片角色和荒谬故事置于更具现实感的背景之中的做法，要比前者更加危险。

前者至少知道自己吸引的是多多少少带着性别偏见的couch potato和钢铁直男；后者则对这一群体有着原生的鄙夷，对类型电影大加政确改造而面目全非，当遭到传统观众抛弃的时候，又能和布丽·拉尔森站到一起说，“这不是为他们拍的电影”。

那《霹雳娇娃2019》到底是为谁拍的呢？如果说IP电影制作的目的，是保留原有粉丝流量的同时，去吸引新观众入场的话，那么《霹雳娇娃2019》和以其为代表的新“女权”类型电影，其目标则是所谓的，woke掉的观众。她们甚至不在乎这些观众是真的woke还是被迫woke，只要这些人能够和她们一起，在好莱坞创造出来的“空想女权主义大陆”上，手拉手唱《Kumbaya》。

当这些电影始终被一小撮人的问题和矛盾所把握的时候，这种比鸵鸟还要鸵鸟的行为，又怎么能在真实社会里产生真正的共鸣呢？无非是在小圈子里弹冠相庆罢了。再好的花言巧语和冠冕堂皇，再正确和政确的指导思想，都无法掩饰这些电影在创造性上的无能为力。

花架子喊口号，写真大片也想打救世界？显然还是异想天开。

但回到《霹雳娇娃2019》，无论是伊丽莎白·班克斯，还是德鲁·巴里摩尔，又或是克里斯汀·斯图尔特为代表的三位主演，她们并没有犯下什么不可原谅的大错误。抛去本身有限的实力和水准，她们全部都是妄图搭上女权运动便车的牺牲品。她们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么——尽管就职业属性来说并不缺乏目的性——只是在迎合风潮的时候迷了眼。

事实证明，仅仅靠着女权运动的口号，或者LGBT字母圈的（伪）光环（伪）加成，是不足以让二线三线加过气的组合一跃成为时代先锋，也无法将模糊的女权主义推及和扩展到真正的个人主义。倘若以为喊喊口号摆摆造型，递个可乐就能解决社会议题的话，那么她们所理解的运动本身，也未免太过儿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