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本人的心理状态跟苏菲差不多：除了工作需要之外不愿多说一句，每日都会为可能突然出现的评判和否定忐忑不安。别人对我的善意，我是知道的。但我宁愿继续保持距离，因为关于如何回报的焦虑更难承受。或者，我知道这善意的前提是我能让对方满意，一旦这个前提不再，善意的面孔完全可以马上变一个模样。
因此，我理解这个女子的那种沉默和疏离。尤其是雇主要她走人的那一场，镜头一直对着她冷冷的、没有一丝动摇的脸，一双大眼炯炯地直视对方，却不流露内心的波澜。许多人在面对老师、家长和老板的训斥时，都是这副表情。即使心知自己有错处，也会叛逆地再打开电视——其实那不过是想竭力把刚刚挨了一击的生活稳住，装作它还在原来的轨道上。
所幸还有书籍。不少敏感和内向的人，借助阅读和思考，超越了不如意的现实，建构起属于自己的理智和精神。而苏菲不幸与这重要的自救手段无缘。她只有那台电视，终日播放着无聊的节目。还有一个负能量指数更高的女友——跟人比拼悲惨遭遇并非排遣孤独的好方法，跟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一起拉仇恨，则只会把人带进更深的深渊。
她为何会是文盲？在这个国民教育早已普及的时代和国家，怨不得雇主会感慨“谁能想到”。从她照着识字课本，“钻研”那张便条的动作、表情，可以看出她对此也是满腔愤恨、痛苦不堪。她那烧死瘫痪父亲的嫌疑，是否和这明显有问题的家庭教育有关？如果父母亲手制造了蒙昧的女儿，那就不能怪她有一天会笑着说“我爸爸身上有尿味”。
不可否认，雇主和雇工的关系总是令人头疼。完全没有人情味，显然不利于调动劳动积极性；但如果走得太近，又会影响必要的管理和约束。片中男主人公的身份被设定为厂主是个聪明的做法。这种职业背景在处理雇佣关系方面比较轻车熟路，心理上也不会拖泥带水。如果是个优柔寡断的教书匠，在下决心解雇对方之前估计都能写出一打“道德故事”了。
在这个厂主的家庭，中产阶级的审慎发挥得淋漓尽致：礼遇和关心并不缺少，一般的小过错可以容忍（例如苏菲在生日会上开溜），但积累的不满过了底线，就要赏罚分明了。有趣的是，最后与苏菲发生了正面冲突的，恰恰是对她最“讲人情”的人：梅琳达从一开始就用激进青年的口吻批评父母给苏菲的待遇；去度假时还给她邮明信片；发现真相后提出资助她学习……然而这份最理想主义的善良和关心，实实在在地碰了大钉子——苏菲对自己身为文盲的“耻感”，远远超过一个涉世不深的少女的想像。书本教给她的“关爱他人”面对现实中的复杂人性，立刻窘态毕露。这也是悲观社会学的终极胜利：主人的善待仍然是“主人”的；就算他们再嘘寒问暖，苏菲也只会在让娜的面前露出无拘无束的笑容。
如果说苏菲受困于敏感和疏离的心理，那么让娜的冷酷则来源于颇为狗血的“卢瑟演变史”：应聘演员未果（可视为一种人生追求的受挫），未婚先孕被抛弃，女儿死于意外。而且，“没有人帮我”，“没有人告诉我该怎么办”。于是，这个孤独、失意的小镇邮递员开始偷拆别人的信件，嘲笑教会的“慈善”。不料这些小打小闹的“报复社会”在片尾突然升级，变成了杀人命案。
苏菲最后的爆发跟让娜的“教唆”有多大关系？实际作为文盲，她能否理解“剥削”这个词儿的含义，都是值得怀疑的。那几次开枪更像是在发泄她的全部绝望：这个世界属于识字的人，会“使用机器”的人。而她，连出卖扫地做饭这种简单劳力的机会都要煞费苦心地争取和维护。她不是让娜那种恣睢的人，但人们吃完了她做的饭，仍然有权轻易地将她拒之门外，因为他们已经为之付过钱了。说到底，雇佣只是一种交易，相处中的种种“场面活儿”不过是过眼既逝的点缀而已。
虽然夏布罗尔在结尾安排了比降神还生硬的车祸（让神父肇事更是画蛇添足），堪称使出吃奶的劲儿把“证据”交给了警察。但苏菲是否会被捕，已经不重要了：她消失在黑暗中，正如她那一直看不到光明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