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糟蹋的“护国大将军”和“护国军魂”2011年，适逢辛亥革命百年诞辰。全国影视界迅速刮起一股“辛亥旋风”，本属情理中事。然而，让人感到困惑和纳闷的是，电视连续剧《护国大将军》和《护国军魂传奇》（以下简称“两剧”）也在此时强行“搭车”凑热闹，把发生于1915年的护国运动与发生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混为一谈，是编导缺乏起码的历史常识还是着眼于“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那就只有请当事者来解释了。换个角度思考，拍也就拍了吧，只要质量上乘，搭搭车也无妨，如果观众既能得到视觉享受又能重温历史，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和激励，编导也算是干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然而，熬更守夜耐着性子好不容易盼到这两部“搭错车”的“精品大片”（某报宣传语）落幕，不由连连惊呼“上当！”两片加起来，总共耗费6000万元巨资，给人的感觉是云南“护国运动”这个“富矿”遭到破坏性开采，失望、愤懑、痛苦、无奈……交织心头，只有借助这支秃笔（电脑）权充酒杯，以浇胸中块垒，一吐为快。百年前的中国，乌云满天，豺狼当道。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总代表袁世凯在血腥镇压了国民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以后，踌躇满志，得意忘形，他凭借帝国主义的支持，加快了复辟帝制的步伐。1915年8月，袁世凯指使杨度等人组织“筹安会”，公开叫嚣只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之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在“筹安会”开展活动的同时，袁世凯在各地的亲信也闻风而动，直接上书“劝进”。9月间，湖北都督、督理东三省军务兼奉天巡按使段芝贵联合14省将军联名上密呈，请袁“速正大位”。其他如东北的张作霖、上海的郑汝成及长江巡阅使张勋等，也都接二连三地发电要袁“速定大计”，帝制丑剧甚嚣尘上。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首先举起了反袁斗争的大旗。他义正词严地指出：“袁世凯的独裁较之清王朝则有过之而无不及。”1914年6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随后发布《中华革命军大元帅檄》，把反袁斗争进一步引向深入。但是，袁世凯阴险狡诈，残忍成性，数十年间积累了一整套丰富的反革命斗争经验；况且，他又拥有总统名份，手中掌握着强大的北洋军，根本就不把革命党人和反袁势力放在眼里。在袁世凯的武力威胁和残酷镇压面前，革命党人纷纷逃亡海外，各地的反袁斗争处于低潮。反之，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在玩弄了一系列的假推辞手法以后，正式发表接受帝位的“申令”；至此，窃国大盗的“庐山真面目”昭然若揭，大白于天下。眼看袁世凯“黄袍加身” 即将成为事实，中国向何处去？炎黄子孙向何处去？难道数万万人沦为一姓家奴的历史悲剧将要重演？难道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就此付之东流？不！云岭之南霹雳一声，滚滚惊雷动地而来。1915年12月底，一群30岁上下的年轻人雄姿英发，同仇敌忾，在昆明举起了讨伐窃国大盗袁世凯的大旗。从北京巧计脱逃的原云南都督蔡锷将军辗转来到云南，不顾疾病缠身，率领护国第一军誓师出征，在川南一线喋血苦战，屡挫北洋逆旅的凶焰；“二次革命”的健将、国民党人李烈钧任护国第二军总司令，出兵广西，直指广东，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云南都督兼护国第三军总司令唐继尧坐镇昆明，成功地组织了滇南保卫战，彻底粉饰了敌人企图抄袭护国军大本营的阴谋。全国上下群情振奋，蜂起响应，终使“袁皇帝”的一枕黄粱梦灰飞烟灭。“袁皇帝”本人忧惧而死，袁家王朝也随之寿终正寝。“袁皇帝”从登基到宣布退位，只维持了短短的83天。壮哉，云南军民以一边远、贫瘠的弱省发动了“再造共和”的护国战争并取得辉煌胜利，不仅避免了一次历史的大倒退，而且为四万万同胞争得了人格，举世称道，青史永垂！护国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震惊中外、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孙中山先生曾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云南(护国)起义，其目标之正确、信心之坚强、士气之昂扬、作战之英勇，以及民心之振奋，响应之迅速，与黄花岗之役、辛亥武昌之役，可谓交相辉映，毫无轩轾，充分表露中华民族之正气。”他甚至建议当时的北京政府，将云南起义纪念日——1915年12月25日定为中华民国国庆日，可见护国运动和护国战争在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及全国人民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两剧既然打着纪念辛亥革命（护国运动）的幌子，就应该把视野和焦距对准护国运动、护国战争本身，力求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全景式地、史诗般地反映护国运动的全过程，讴歌在护国战争中不惜舍生忘死、慷慨赴义的英雄儿女，大力弘扬民族正气，颂扬爱国主义精神，从而激励和鼓舞人们在新的世纪、新的时代为国家、民族的复兴和实现美好的理想而矢志不渝，奋斗终身。事实是，两剧制作方不惜冒撞车之虞，同时选择蔡锷作为表现对象，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分别制作了30集电视连续剧《护国大将军》和37集电视连续剧《护国军魂传奇》（居然在广电总局得以顺利通过，不得不佩服制作方手眼通天）。诚然，蔡锷是辛亥革命的功臣和护国首义的元勋，为这位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树碑立传无可厚非。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追述、回顾一下蔡锷的生平和主要事功。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清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日（1882年12月18日）生于湖南省邵阳县亲睦乡（今邵阳市郊区蔡锷乡蔡锷村）的一个贫寒农家。蔡锷幼年在私塾读书。1898年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事梁启超、谭嗣同，接受了梁启超等人维新思想的影响。后入上海南洋公学。1899年赴日本，就读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横滨东亚商业学校。1900年随唐才常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改名“锷”，立志“砥砺锋锷”“流血救民”。复去日本，先入成城学校，继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曾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其时他与蒋百里、张孝准三人，有“中国士官三杰”之称。1904年回国，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等省教练新军。宣统三年（1911），应云贵总督李经羲之邀，蔡锷入滇供职。七月，李经羲奏请朝廷，任命蔡锷为新军第十九镇三十七协协统。同年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蔡锷多次召集中下级军官密议，九月初九(10月30日）夜发动起义，并任云南新军起义军临时总指挥。次日中午，云南省城光复，各地传檄而定，遂于九月十一日(11月1日），成立云南军政府，蔡锷被举为都督。他重申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纲领；然后实行改革，整理财务，两次带头减薪，使“廉洁成为一时风尚”。与此同时，都督府先后派兵援蜀、援黔和援藏，稳定西南局势。    民国二年（1913)，袁世凯当政以后，蔡仍坚持主张民主共和，致力南北统一，后遭到袁世凯猜忌，为削去其兵权，将他调离云南。10月，蔡锷到了北京，则縻以虚职，任为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全国经界局督办等，常被监视，形同软禁。此时蔡锷明知于国家无益，仍勉力为之，修订了早年在广西起草的《军事计划》，整理、编译中外经界图籍，写成《经界法规草案》，还派人于短期内完成《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和《各国经界纪要》等书，并自撰序言。民国4年5月，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蔡锷义愤填膺。8月，筹安会成立，袁氏复辟帝制阴谋彻底暴露，他认为“袁氏叛逆，以致强邻生心，内乱潜滋”。8月，袁世凯指使筹安会鼓吹“君主较民主为优”，准备当皇帝。蔡锷与云南都督唐继尧信使往返，密电联络，准备反袁。后蔡锷托病请假，到天津与梁启超密商，并约定：“失败就战死，绝对不亡命。成功就下野，绝对不争地盘。”随即，在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的帮助下，东渡日本，然后经上海赴香港，经越南，而辗转入滇。途中多次摆脱袁世凯派出的刺客的捕杀和阻击。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改用“洪宪”年号，举国反袁浪潮更加高涨。蔡锷于12月19日抵达昆明，时李烈钧、程潜等先行抵滇，共同策划反袁。12月21日、22日，他与唐继尧主持会议，决定立即发动反袁护国战争。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戴戡等宣布云南独立，武装讨袁，蔡锷为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民国5年1月中旬，从昆明出发，举兵入川，分左、右两纵队向川南的纳溪、泸州挺进。大军压境，川黔动摇。1月27日，贵州宣布独立，2月2日，川军二师师长刘存厚在纳溪响应护国起义。时蔡锷主力3000人加上刘部4000人，与泸州前线北军四个师的兵力相比，力量悬殊。护国军在蔡锷指挥下，艰苦奋战，从2月上旬至3月中旬的40多天中，泸州以南几乎全部化为战场，纳溪三易其主。蔡锷身先士卒，指挥若定，3月17日至22日，给袁军以重创。袁世凯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忧郁而死。以黎元洪为总统的北京政府，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署民政长。7月29日蔡锷到成都视事，全城挂国旗，各界人士列队欢迎。他着手整编川军，统一财政，终因积劳成疾，由于喉结核日益恶化，无法坚持工作，电告北京，请求辞职。8月7日获准，旋即离川，28日到达上海。9月9日东渡日本，住福冈大学医院治疗。民国5年(1916)11月8日，蔡锷因病与世长辞。时年34岁。蔡锷逝世后，举国悲痛，12月21日国会议决追认蔡锷为上将军，并于民国6年4月12日，在湖南长沙举行隆重的国葬典礼（蔡锷为民国以来国葬第一人），安葬于岳麓山。从这些简短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在蔡锷短暂而宝贵的一生中，主要干了两件了不起的大事：一是在云南辛亥革命时期，被推举为起义军总司令，参与领导著名的重九起义，从而结束了清王朝在云南252年的专制统治；二是在1915年爆发的护国起义中，他作为护国军主帅率师出征，在川南战场屡挫北洋逆旅的凶焰，使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美梦成为泡影。蔡锷因之被誉为“护国军神”“再造共和的伟人”。两剧既然名为《护国大将军》《护国军魂传奇》，理应把着重点放在蔡锷将军如何革命，怎样“护国”，如何为了维护国家、民族利益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剧本所包含的内容应主要涵盖他一生中所干的“重九起义”和“护国首义”这两件了不起的大事，表现蔡锷将军在历史的重要关头如何把握机遇，如何以非凡的胆略、雄伟的气魄、杰出的才能、高明的策略与敌人斗志斗勇，力挽狂澜，化险为夷，建立了名垂青史的盖世功勋。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两剧是什么样子的呢？两剧所表现的主要内容是蔡锷被袁世凯调离云南来到北京以后的一段经历。而这段经历恰恰是蔡锷一生中最晦暗、最不景气的一段时光。如果要说有什么亮点和出彩之处，那就是蔡锷佯装消沉，整天去八大胡同与小凤仙厮混借以麻痹袁世凯。最后在小凤仙的掩护下逃离北京返回云南举起讨袁护国大旗，终成伟业。蔡锷和小凤仙的故事，近百年来已被无数次地加工成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可谓连篇累牍，不胜枚举。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一部名为《知音》的电影，已经把蔡锷和小凤仙的恋情演绎得绘声绘色，淋漓尽致。此后又有几部长篇电视连续剧拾人牙慧，大炒冷饭，如《逃之恋》《小凤仙传奇》之类，似乎已经倒了观众的胃口，收视率并不理想。此番两剧又来“撞车”“轧闹猛”，试图花样翻新，另辟蹊径，然而却事与愿违，大相径庭。“当前，在某些以历史真实事件和人物为蓝本的文艺作品中，历史失去了应有的本真，既不是以史为鉴，也不是借古喻今：既没有历史春秋的精彩回眸，也没有岁月风云的形象再现。某些作者不顾历史的客观事实，以随心所欲式的胡编滥造来实践其‘气死历史学家’的宣言。”以两剧为例。本来，蔡锷与小凤仙的交往只是传闻，并无多少史料依据。要用几十集的篇幅来肆意渲染两人的恩恩爱爱，说白了，只能无中生有，向壁虚构。两剧中的许多细节根本经不起推敲。如《护国军魂传奇》杜撰蔡锷多次在小凤仙闺房中喝得酩酊大醉，乱发酒疯，这根本就不符合蔡锷的品行操守；梁启超多次潜入云吉班，与蔡锷密谋讨袁大计，既不合理，也不合情；《护国大将军》编造林鉴秋负伤后逃进云吉班，得到蔡锷、小凤仙救护，居然能够安然逃离军政执法处处长雷震春严密把守的云吉班，就连三岁小孩也骗不过……此外，《护国军魂传奇》编造的清军禁卫第四营纯属子虚乌有，凭空想象；袁世凯时代的军政执法处处长雷震春从未去过川南战场，而在《护国大将军》中，编导却可以代替袁世凯“安排”他亲临川南前线向蔡锷劝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两剧中，常识性错误也是比比皆是。试举两例：参谋部次长、四川督军应为陈宧（yi），在《护国大将军》中却成了陈宦；蔡端明明是蔡锷的长子，在《护国大将军》中却变作了女儿，历史学家不会气死，倒是笑掉了大牙！正如有的史家指出：“现在的多数历史剧中，充斥着英雄史观、权谋主义、而缺少‘穿透封建权力的思想和对独裁制度批判的力量’。” “另外，‘情’的成分在当前的历史剧中占了很大比重，除了阴谋，就是爱情。所谓的‘秘史’，看到的只是历史人物情感纠葛的私史，历史进程的真正社会性动因则被遮蔽。”恕我直言，两剧正是这样的作品。护国大将军讨袁护国，只能在枪林弹雨、金戈铁马的战场上，而不是秦楼楚馆、软香温玉的云吉班，也不是金碧辉煌、觥筹交错的总统府，两剧花了不少力气大肆进行《知音》的“拓展和延伸”，可谓避重就轻，本末倒置，只可惜糟蹋了“护国大将军” “护国军魂”，如此而已，岂有它哉！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举世闻名、震惊中外的护国首义和护国战争期间，广大护国军将士浴血奋战，殊死搏斗，为推翻帝制、再造共和建立了奇功殊勋，护国（大）将军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一个集体；这里，我们可以列出一份长长的名单：唐继尧、李烈钧、罗佩金、黄毓成、刘云峰、顾品珍、赵又新、庾恩旸、朱德、刘伯承、贺龙、程潜、戴戡、熊克武、但懋辛、熊其勋、吴传声、金汉鼎、胡瑛、杨蓁、邓泰中、董鸿勋、张开儒、方声涛、赵钟奇、叶荃、叶成林、成桄……，可是，在长达三、四十集的鸿篇巨制中，对护国战争本身只是蜻蜓点水、浮皮潦草地敷衍了一下，而且只有蔡锷一个人在那里唱独角戏，护国战争就莫名其妙、稀里糊涂的胜利了、收场了，袁世凯不打自倒，洪宪王朝主动退出历史舞台，这简直是拿战争当儿戏！编导如此不负责任和戏弄观众，委实令人齿冷！至于普通民众和一般战士呢，那就更不值一提，一边儿凉快去吧！护国运动是革命运动，也是群众运动；护国战争是护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次群众性的战争。在这场伟大的革命斗争中，云南人民毁家纾难，急公好义，承受了最大的牺牲，作出了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历史将为此铸成一座丰碑，传之千秋万代。据有关资料记载，云南首义后，以向来受协（依靠外省资助）的财力，供应全部战场的兵费，既没有滥发纸币，又没有抵借外债，除海外华侨慨助一些饷银之外，几乎所有战争费用都由滇省人民承担。尽管滇省人民生活已经非常痛苦，但还是把自己的微薄资财罄其所有支援义师。省都督府成立筹饷局之后，一时间，献钱、献粮、献物形成了高潮。许多妇女将自己的首饰变卖，捐赠给义师作为军饷。此外，因军饷开支太大，省内许多社会福利事业如敬老院、养老会、仁善堂等慈善机关都被迫停办。人民对于这一切，含辛茹苦，无所怨言。反而还以私人垫支经费的方式，办了一些为护国服务的社会团体。例如滇中志士以进步党之名发起组织演说团，以鼓舞滇民士气，宣传护国军出征情况。演说团创办之初，需要经费，该社社员考虑到义军大量出发，需用浩繁，万不忍于财政艰窘之际，动支公款，故社中开办费暂由社员私人垫支。又有陈禹平、罗养儒等人为了扶植舆论，声罪讨袁，鼓吹共和，于1916年1月集合同志创办了《中华民报》，因政府无力拨款资助，所以几乎所有的办报经费都由私人垫支。护国第一军成立以后，由于开拔费筹措困难，迟迟不能出发，总参谋长罗佩金“以数世积累之产，押之殖边银行，得银十二万元”，捐献给护国军，保证部队向川南进军。鉴于护国军兵力不足，“前重庆镇守使黄毓成又倾家产，自练一挺进军”补充部队，在后来的滇南保卫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云南以一省之力对抗袁家王朝，云南人民在斗争中表现出来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势冲牛斗，气贯长虹。当云南都督府成立征兵事务所以后，云南各族青年强烈要求奔赴前线打击敌人，踊跃参军成为当时之热潮。由于广大青年和原退伍官兵们的热心爱国、踊跃参军和应征，云南都督府的扩军计划在短期内即顺利完成，使云南的陆军步兵新增加20个团，编制从原有的8团增至28团，加上炮兵、骑兵、警卫军等，共达36个团，兵力增加两倍。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云南人民的子弟兵舍生忘死，浴血奋战，仅川南一线，护国第一军便有6000余名将士为国捐躯，其中出自讲武堂的连排长就达70余人。战争的残酷，牺牲的巨大，被蔡锷称之为“自吾国有枪炮后之第一战也！”文史专家评论说：“护国军各级指挥官，素以能征善战而著称。当时革命党人，三迤健儿，无不以维护民国为神圣天职，其作战之英勇，实可以惊天地而泣鬼神。”据当时的亲历者邹若衡、禄国藩、李文汉、杨如轩等回忆：蔡锷总司令身患重病，而扶病指挥，每战必身先士卒，亲临前线；总参谋长罗佩金出发前曾以手枪自誓云：“胜而进，打死袁；败而退，即自戕！”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慨；在纳溪阵亡之营长曹之骅，身中数弹，仍不退却，自愿死于战场；营长雷淦光深入敌阵，夺获机枪，身中数十弹，竟自忘疼痛，挟之归营，不幸壮烈牺牲。在保卫叙府（今宜宾）的战斗中，第三连中尉排长王麟书率领敢死队反击龙头山，夺取敌炮与机关枪，正前进中，腿部中弹，仍继续猛进，腹部又中弹，犹连声大呼杀贼，随即殒命。工兵连连长刘国威奉命守卫叙府城外崔锅山，全连官兵除一名排长外，全部英勇战死，敌人为之胆寒。朱德也在当时的报告中称：“唯是两营士兵，负伤营长四员，而勇敢锐利，势不稍衰，实所罕有。”从某种意义上说，云南广大普通百姓和护国军官兵也是“护国大将军”。没有人民群众的倾力支持和前线将士的流血牺牲，护国战争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可是在两剧中，这些感人至深的事迹连一两个镜头都舍不得给。我们不禁要问两剧的制作者，作为主管文化的官员和人民的文艺工作者，你们的屁股究竟坐到哪里去了？！艺术良心何在？！有识之士一针见血地指出：“市场机制的调动，金钱利益的驱使，消遣娱乐的推动，当前历史影视剧创作统辖在矫作妄构的魔剑之下，消遣性代替了正说性，娱乐性代替了严肃性，令人深思。” “对市场的快速捕捉和对一些受众需求的迎合使得历史剧的创作者和传播者根本无暇沉到史料中去，无暇去挖掘历史的深度。”“历史影视剧创作中存在的问题似乎与创导人员在创作上的‘绝顶聪明’，却在理论先导上的微显‘弱智’有关。创导人员们的理论前导作用相当微弱，导致创作出现偏颇，这就是症结所在。”换言之，不愿在创作上花死功夫、硬功夫，却一切向“钱”看，鼠目寸光，急功近利，泡制出来的只能是“废品”“赝品”。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应该以“市场需求”为理由而替自己把“历史”制作成一件粗制滥造的商品的行为开脱。在传者与受者这一对关系中，两者都不是消极被动的。传者不是受者的奴隶，被牵着鼻子走，而是负有提升大众品位，引导其向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的责任。对于历史正剧的创作者来说，就是向大众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及其发展的必然趋势，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而这并不意味着可视性及艺术审美性的破坏。好在离护国首义一百周年还有四年，我们云南完全有责任、有义务重拍一部最系统、最真实、最全面反映“护国首义”全过程的经典作品，以告慰于一百年前“敢为天下先”创造辉煌历史的革命英烈，俾使后来者薪火相传，绵延不绝，续写彪炳显赫的精彩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