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学期Claire Simon开了一门课叫“Ecoute”，意思是“听”，属于实践课程，以至于上课前我一直只为是讲收音的。最后一节课我们一起看了这部影片，她说‘Ecoute（听）’是她最近一年来在思考的，也是这部新片的主旨之一，更是这学期来给我们放映的所有片子的关注点。但我实在是get不到，她所强调的Ecoute对于一个纪录片电影人来讲，有何独特之处。而我是从她的课程中收益颇丰的，受益之处多是对于纪录片和故事片边界的探讨。 近些年，她的影片，多是群像式刻画。空间是比较封闭的，例如《巴黎北站》里的北站，《我们在这片森林制造梦想》里的的文森森林，包括这部，这样的封闭性公共空间适合遇见各个阶层的人。而她在《巴黎北站》跟《森林梦想》这两部中的拍摄方式也是如出一辙的，一般三个人，她、摄像、收音，有时候摄像收音一个人搞定，两个人都能出去踩踩点拍一拍。这样游击式纪录片真省钱，而且这种创作模式和数码时代也是息息相关的，之前用16mm的片子，完全则是另一套创作模式。但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仿佛再牛逼的纪录片导演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因为种种原因，他们所呈现的东西，只是他们遇到的精彩画面的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 拍摄环境的恶劣是原因之一，比如《北站》中嘈杂的收音，这部片子结尾处恶劣的夜景拍摄，等等。然而最大的麻烦还是审查。 行政审查其实影响比较小，老大哥不可能随时在场，到行政审查时，画面怎么着都已经拍出来了。至于拍摄许可，虽然是法国，但一些导演跟电影系学生交流会上，大家喜闻乐道的就是怎么偷拍，哪一场在地铁里拍摄时根本没要许可，拍完就走了，类似于此的事情，不胜枚举。 最大的审查来自于拍摄对象本身，他们面对摄影机时有人戏精上身，有人事后要求禁止使用某些片段，而这些片段在导演眼中往往十分真实美好。遗憾总伴随纪录片，于是难以自已地，纪录片的导演把手伸向了被拍摄对象——而我觉得这才是Claire SIMON在这部片中，以及一整个学期样片的主题——当纪录片导演将手伸向被拍摄对象时，导演所呈现的东西是什么？ 她请来了两个人来做交流，一位是《Vers la tendresse》的导演Alice Diop，一位是《夜色兄弟》的导演Patric Chiha。这两部片子都有着纪录片的外衣，然而前者导演是社会学出身，在经过大量对城郊青年性观念的社会学调查研究后，创作了这个纪录片剧本，她甚至付钱给拍摄对象，让他们演。后者也一样有趣，学Mode出身的一位导演，听闻奥地利底层年轻同性工作者故事后，跟拍摄对象一起生活许久，拍摄对象都是真实的，然而也如同影片呈现的感觉一样，这些底层的孩子不会因为艺术而配合你，他们会一直问导演要钱。有时你则不得不说“要钱可以，把这一条拍完”。而出身Mode的导演在纪录片拍摄过程中一直只带霓虹灯，造出红色的、黄色的、紫色的光雾，也是此片最吸引我之处。 此外被引用的还有《下流故事／ Une sale histoire》，导演拍了两段一模一样的故事，一段是纪录片，一段是找演员演的；阿巴斯的《十段生命律动／Ten》，全篇主要两个机位，等等。再实验一些的，徐冰的《蜻蜓之眼》。更实验一些的，也是不胜枚举。所以，什么是纪录片，什么是故事片，在这些作品中无法被定义，也毫不重要，纠结于此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只能做出判断：这是一部十分优秀的影片。 归结到这部影片，有些网站将其定义为纪录片，有些分类为故事片，Claire SIMON自己认为这是故事片（她仍孜孜不倦地定性影片的记录或故事属性），因为她会在拍摄过程中打断被拍摄对象，然后指导演员应该把主题往哪里扭，甚至是下句话该说什么。 回到她原计划的讨论的主题：Ecoute（听）。难道听不是任何一个以谈话为主的纪录片的重要元素么？难道交流不是人的基本处境之一么？这是一个泛而又泛的主题，以至于几乎任何一部影片拿来，都能按照Ecoute（听）的路数分析两句。值得一提的是，在课上，她要求大家拍摄一些“Ecoute”为主题的实践，于是同学就把之前拍的不管是啥玩意儿都拿过来放，只要说圆乎就行。觉得这些真是毫无意义，我大概永远都get不到她这个拍摄意图了。